第十章 指點江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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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從熙寧元年四月召見王安石,到第二年的二月時,才有了變法的實際舉動。任命富弼為首相,王安石參知政事,組建自己的班底,變法開始。
歷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個具體法令的內容,頒布的時間,以及遇到的困難。如果我也這樣寫下去,就根本沒法剖析出這段歷史的真相。
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,只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的理念後,就直接上了馬,是不是太兒戲了呢?神宗真的成了毛頭小子,王安石真成了不學無術的傻大膽?
開玩笑,這期間有10個月的時間,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,從他們後來所做的事業有多大來看,他們的討論肯定多方多面,涉及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。
作為後世人,我潛心靜思,推算出他們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。第一,那是個大秘密,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,所有的舉措如果不建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,那麽一切都失去了意義。不過可惜的是,查遍千年史書,不論是古人的,還是近現代的,對此都一字不提。
或許是他們沒看到,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。
第二,變法的速度。是急進還是緩變,這是個大問題。要比具體的變法措施更重要,我們清楚,一件事的成功與否,不僅與它的立意有關,更與它的做法有關。怎麽做更多地決定了它的成功。
聰明博學如王安石,謹慎小心如宋神宗,這個最起碼的前提,一定會考慮到。只是出於對第一點,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,才不得已選擇了實際操作中的急躁。這是無可奈何的,可也是熱血沸騰,不得不做的!
第三,變法的涉及層面、具體法令。
環環相扣,每一個條件都為上一個服務,這是一整條互動互補,一榮俱榮,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,哪一點出了錯,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。具體到第三條,它得服從前兩個前提,國家必須迅速富強,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。
得有錢,才能去做那些事。至於說事後怎樣,只要那個大秘密大宗旨勝利了,一切都好說。
這三點討論過之後,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裏,變法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、宏觀的藍圖,到了這時,才能進行實際操作。
實際操作讓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後,首相是富弼,以富弼的威望來鎮撫局勢,安定人心。王安石組建的變法班底更有講究。
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,名叫“制置三司條例司”。故名思議,它是以國家的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,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。以現代的名詞來叫,可以稱作“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”或者“發改委”。
這個部門憑空出現,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,什麽東府西府兩制內侍,都沒你們的份兒,一邊兒呆著去。為了保險起見,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,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副相陳升之。接下來王安石的班底成員們,就成了一個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。
王安石此前所擁有的只是名聲,名聲的成分裏最大一部分是好奇。人們不理解他為什麽總是放棄高官厚祿,安於貧賤做基層工作,多了不起啊。因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,只此一點。
這和大聖大賢什麽的都不靠邊,如果非要說他的文章多好,對不起,真的好,可也遠遠沒到歐陽修的影響程度。世間就是這樣,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,也別總想著有一樣的影響。
所以他不可能有什麽親信集團。那麽開始做事了,誰來幫他呢?只能從日常交際中去選,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。比如說呂惠卿。這個人在後來罵名天下,舉世皆知,一臭萬年,歷代所有君子都搖頭。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加在王安石的頭上。
親信的所作所為,完全是為了領袖服務。他的罪過,就是你的問題!只是非常遺憾,呂惠卿之所以進入王安石的視線,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薦。
呂惠卿,字吉甫,生於公元1032年,泉州晉江人。出身於官吏世家。宋史裏記載他考中了進士,分配到真州做推官,調進京城,和王安石偶然見了面,兩個人談論經文,非常投機,就此進入了變法集團。
也就是說,王安石饑不擇食,哪怕從不認識,只要稍微投緣,就會結成死黨。至於呂惠卿真正進入王安石視線的歷史真相,就被宋史選擇性失明了。
只因為那個人是“君子”。
可惜在歐陽修自己的文集裏露了餡,他有一篇上報給朝廷的奏章,名叫《舉惠卿充館職劄子》,把呂惠卿說成是“材識明敏,文藝優通,好古飭躬,可謂端雅之士。”私下裏更在很早之前,就給王安石寫過私人信件推薦。
當時王安石在常州做知州,呂惠卿是州府裏一個普通的屬吏,歐陽修的信裏稱讚呂惠卿這樣不凡,那樣奇妙,要王安石特別對待,才有了兩人初步的接觸。說到這裏,就要談一下歷代大事件的參與者之謎。那些貌似與眾不同的人,在歷史裏留下了印跡的人,都是因為自己出類拔萃的能力、高雅脫俗的品行,才脫穎而出的嗎?
公開的結論是對,真實的答案是錯。
以呂惠卿為例,他到王安石身邊時,他本人、歐陽修,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後來會有如此波瀾壯闊、無所不至的變法,那麽何來有意為之?
再舉一例,當王安石不久前從江寧府到京城的路上,曾經回臨川老家一次,在那兒了解到當地縣太爺謝卿材組織百姓興修水利灌溉農田,效果非常好,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於是後來實施農田水利法時,謝卿材被破格重用。
還有很多的例子,可以證明歷史發展的大規律涵蓋一切,只是推動這個大規律的,卻往往是一件件突發的小事情。其中領導們近乎偶然性質的賞識,更是一大因素。
呂惠卿之後,王安石最初的幾個主要助手,分別是蘇轍、程顥、章惇、薛向、呂嘉問等人,現在簡單介紹一下。
蘇轍是蘇軾的弟弟,前面說過蘇軾在東京城的夜晚裏迷醉流連,可惜時光非常短暫。沒多久,他們的母親在老家去世了,父子三人只好回鄉奔喪。守孝三年之後,舉族進京。
這是三蘇命運的轉折點,從此之後,他們就選擇了終生為官,浪跡神州的命運。進京後,三蘇分別考試,老蘇成為一個小小的京官,負責為國家編史。大蘇和小蘇分別考中了制科的三等、四等,被任命為鳳翔府判官、商州推官。
特別說明下,制科不同於每三年一試的進士科。它不常設,考的內容通常是對策,這需要真才實學,說出自己對國家時政的見解主張。有宋一代,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,在蘇軾之前,只有一個人得到過,那就是被前宰相張士遜譏笑為失心瘋的吳育。
到熙寧二年,變法開始起步時,老蘇已經去世了,二蘇再次守孝服喪,回到了京城。這時,蘇軾在史館上班,有自己的變法主張。註意,他是主張變法的,只是怎樣變,有他的一套理論,和王安石截然不同。這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,它對北宋的歷史進程無關,對中華詩詞史有一定的影響。
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,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閏之為妻。王閏之很賢惠,無才之女天性仁厚,對他很好。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蘇軾的一生,是他哪怕天天談笑度日,也沒法在夜深時抹去的隱痛。10年之後,終於凝聚成了一首傳唱千古,痛入心髓的悼亡妻《江城子》。
小蘇是個奇特的人,說實話,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,更有說法,三蘇中只有東坡才名副其實,其餘兩位都只是因東坡而顯。但要是論到政治才能,小蘇才是最強的一位。他清寧安靜,不浮不燥,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,尤其心性極其堅忍,平靜到能讓人忽視他。
這一點讓小蘇的官場成就遠遠高於老蘇、大蘇。熙寧二年,蘇轍的官場生涯,就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,成為王安石的親信手下開始。
章惇,字子厚,福建浦城人,說來是呂惠卿的同鄉。這是個讓人提起來,就掩卷長嘆的人。他太有爭議了。前面我提過,從神宗時起王安石、司馬光直到北宋亡國,還有一位決定國家命運的人。
是章惇嗎?差一點點,如果他真的像宋史裏說的那樣壞的話,他就一定是!
章惇,生於公元1035年,比蘇軾大一歲。在熙寧變法之前,是官場中一個默默無聞,緩緩上升的小人物,留下的印跡只有三件事。第一件,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趕考,考中了,卻寧願放棄。為什麽呢?只因為他的侄子是當年的進士第一名。
身為叔叔,居於侄兒名下,他無法忍受。但要註意的是,他的侄子比他大10歲。
後兩件事都與蘇軾有關。他們一生都糾纏在一起,說來章惇的惡名,有很大程度上與蘇軾有關,嘿嘿,誰讓對方是人見人愛的蘇東坡呢,有宋三百年間第一大才子怎麽會有錯?這都是後話了,在他們初相遇時,都是才氣縱橫,俊爽一時的青年。
章、蘇曾結伴游玩,地點在鳳翔府仙游潭。仙游潭下有萬仞絕壁,只有一根小橫木連接對岸。章惇用手推了推蘇軾,請子瞻先行。蘇軾搖頭,珍愛生命,這事兒算了。卻見章惇從容舉步,走上橫木,踏虛臨空,逍遙自在。到對岸之後,他攀山藤上絕壁,在石面上寫下了一行大字
——章惇、蘇軾來游。
回到岸邊,面不改色,神采依然。這時蘇軾拍了拍了他的肩膀,說,你日後一定會殺人的。章惇不解,何以見得?蘇軾說,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,別人的命怎麽會放在心上?
章惇哈哈大笑。
第三件事也發生在山林裏。兩人游玩,偶然在一座小廟裏喝酒,突然間有人說山裏來了老虎,就在不遠處。兩人借著酒勁上馬就迎了過去。
真遇到虎了,數十步遠,馬嚇得再也不敢往前走。這時蘇軾勒馬就回,章惇卻叫從人拿來一面銅鑼,在山石上砸響,跑的是老虎。
這兩件事出自宋人筆記。我們現在看來,會欣賞章惇的勇氣,攀絕壁退猛虎,意氣激越,這是一位膽氣豪壯的爺們!
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階層,他們認可的是蘇軾的“理智”,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。蘇子瞻生來的雍容華貴之氣,怎能是章惇那樣的亡命徒可比?更何況以蘇軾的理論,漠視自己生命的人,敢於冒險的人,比如說現在敢於攀登珠穆朗瑪峰的人,都是潛在的殺人犯的話,是不是像蘇軾這樣珍愛自己的人,也會同樣珍愛別人呢?
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。就像我小時候總能聽到的一句名言——一個人連自己都不愛,怎麽能愛別人?說這種話的人真該買張邏輯卡去充值,一個人要是太愛自己了,絕不會再去愛別人,那是典型的自私!
章惇先介紹到這裏,他的事會隨著變法的深入逐漸浮出水面,真假善惡,大家有目共睹。現在只想說一句話,他是個好朋友,一個實幹家,什麽都好,只是不能惹他。
他是個情緒激動,好走極端的人。他會是你最好的朋友,面臨生死之難時都敢為你出頭,可當他憤怒之後,他會趕盡殺絕,無所不用其極,動用一切手段,去幹掉他所認定的敵人。
接下來說程顥。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絕後型的大人物,隨著時光的流逝,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,直到後來變成反對王安石,否定熙寧新法的根基。要說他,得從另一個人,一個理論的奠基者說起。
周敦頤。
這個人名大家都不會陌生,我們在學生時代都讀過一篇清麗高雅的小文章《愛蓮說》,就是他寫的。俗話說文如其人,想來他也是一位“不蔓不枝,中通外直,香遠益清,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”的君子。
不,他不是君子,那不足以涵蓋他,他是位教主。甚至在當時就流傳著一些說法,他的名望學識比王安石、司馬光等人加起來都高,高到無以名狀,沒法形容,神乎其神的地步。
比如說,王安石少年的時候,曾經帶著自己的名片,到周敦頤的家去拜訪。可是拜訪三次,被拒絕三次,連面都不讓見。王安石憤怒了,說難道我不能自學成材嗎?
於是後來才有了王安石“荒誕不經”的一系列變法,這都是由於當年沒受過高人的教育啊!其實哪兒跟哪兒,無論是少年時,還是後來大家都老了,直到周敦頤死去,王安石都不會把他放在眼裏,甚至當時的學術界,也沒把周、程兩人當盤菜。
周敦頤,生於公元1017年,道州營道縣(今湖南道縣)人,原名敦實。因為宋英宗曾經叫趙宗實,所以才改名“敦頤”。
他幼年喪父,五周歲時隨母親投奔舅舅鄭向。鄭向是龍圖閣直學士,有一定的影響。在舅舅地推薦下,他走上了官場。
這種開端決定了他一生的官職走向,永遠都只是些小官,甚至被派到廣東那種半開化的地區去管犯人。同時也反映出周敦頤本人學識的“高”度。前面所說的王安石三次求見而不得的事,一眼就瞧出真假了,和王安石一樣,他也是個自學成材的人,甚至還沒有經過科場,自學到徹底……憑什麽在王相公面前那樣驕傲?
更何況兩人只相差四五歲,王安石是少年,他也是少年,求學期間就擺出了大宗師的架子,簡直是不知所謂。
那麽他為什麽會變得那樣了不起呢?就要看人家學的是什麽。從南宋時起,元、明、清、民國甚至現在,一直都有市場,不斷被拔高的理學,就由他奠定根基,而根基就要從他對道教的不凡理解說起。
理學又叫道學,雖然道可道,非常道,與老子所創的黃老之說不一樣,但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,周敦頤教主吸取營養時從來不挑食。他的理論根基《太極圖》,就源自於宋初時華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陳摶的《無極圖》。從那裏確立了天人感應,格物致知,存天理,滅人欲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。
號稱中興儒家的人,居然從道家吸取主張,真不知所宣揚的“純”儒、“大”儒、聖人是怎麽定性的。
話說幾十年的鉆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,周敦頤的曠世才華並不為人所知。在當時,人們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,政事精絕,決斷出眾,大事小情的不經他之手,其餘的官吏們不敢決斷。別的嘛,就泯然眾人矣。就這樣偉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,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發現了他的秘密。
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一位通判,也就是副市長,級別上算是周敦頤的上司,可對他非常的客氣,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到他面前鄭重拜托,請他教育。這就是程顥、程頤兩兄弟後來成為僅次於孔子、孟子,變成儒教第三四位聖人的開端。
其實上面這句話不大精確,別人努力一生,是想成為聖人,而程氏兄弟的職業,是教別人怎樣成為聖人。這種不可思議的教育事業從他們年輕時,比如弟弟程頤24歲時起就開始了。
兄弟兩人先後在京城、嵩陽等地講學,效果怎樣不大好說,因為當時的聖人出產量還是不大高的,但是經過他們不斷的努力,終於有了一些成果。他們被上層的領導們知道了,比如文彥博。領導的作用是巨大的,他們的住處、資金、環境都大大地改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,就非常的痛苦。
他們當官了,以程頤為例,他當年曾自豪地說,自從當了周先生的弟子,每日鉆研大道,科場名利之心再也沒有了。不過科場還是要下的,不然怎樣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?
每個人都有當聖人的權力,我要幫助他們!
程氏兄弟就此進入官場,在變法開始時,哥哥程顥還站在風口浪尖上。好了,變法的前奏就說到這裏,該出場的大人物們也簡單地介紹這些。下面要進行的是一項非常考驗智力的游戲。
請問像北宋這樣的大國,國事千頭萬緒,哪裏都是問題。說聲改變,要從哪裏改?怎樣才能在堆積如山的問題中找到那個最合適、最容易見效、也最穩妥的突破點?
這是一個在歷代史書裏都被忽視了的問題,誰也沒有註意到為什麽變法的順序是這樣的,而不是別樣的。為什麽王安石要從均輸法開始動手,那與北宋的國情有關,與官場的安穩有關,與那個變法幕後的大秘密大宗旨有關。
說官場,在熙寧二年七月份之前,王安石在官場的支持率不見得就比司馬光低。他在變法競選中,請回憶前面兩人所說的天下財物怎樣運作的不同意見裏,司馬光說的是節約,必須節約才能有錢。那是要全體官場勒緊褲腰帶,讓過慣了舒適奢靡的官員們受罪。
而王安石說的是不加賦而國用足,那意味著連民間再官場,大家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生活。錢,會由他超凡脫俗,充滿了魔力的腦子變出來。這是多麽的誘人啊,全天下都等著他怎樣變戲法。
第一項法令就在這種氛圍裏出臺,它完全滿足了官場的需要,沒損害他們半分的官場收入,同時又讓國家的稅收成10倍的翻番增長。可郁悶的是,仍舊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,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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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個具體法令的內容,頒布的時間,以及遇到的困難。如果我也這樣寫下去,就根本沒法剖析出這段歷史的真相。
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,只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的理念後,就直接上了馬,是不是太兒戲了呢?神宗真的成了毛頭小子,王安石真成了不學無術的傻大膽?
開玩笑,這期間有10個月的時間,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,從他們後來所做的事業有多大來看,他們的討論肯定多方多面,涉及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。
作為後世人,我潛心靜思,推算出他們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。第一,那是個大秘密,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,所有的舉措如果不建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,那麽一切都失去了意義。不過可惜的是,查遍千年史書,不論是古人的,還是近現代的,對此都一字不提。
或許是他們沒看到,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。
第二,變法的速度。是急進還是緩變,這是個大問題。要比具體的變法措施更重要,我們清楚,一件事的成功與否,不僅與它的立意有關,更與它的做法有關。怎麽做更多地決定了它的成功。
聰明博學如王安石,謹慎小心如宋神宗,這個最起碼的前提,一定會考慮到。只是出於對第一點,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,才不得已選擇了實際操作中的急躁。這是無可奈何的,可也是熱血沸騰,不得不做的!
第三,變法的涉及層面、具體法令。
環環相扣,每一個條件都為上一個服務,這是一整條互動互補,一榮俱榮,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,哪一點出了錯,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。具體到第三條,它得服從前兩個前提,國家必須迅速富強,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。
得有錢,才能去做那些事。至於說事後怎樣,只要那個大秘密大宗旨勝利了,一切都好說。
這三點討論過之後,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裏,變法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、宏觀的藍圖,到了這時,才能進行實際操作。
實際操作讓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後,首相是富弼,以富弼的威望來鎮撫局勢,安定人心。王安石組建的變法班底更有講究。
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,名叫“制置三司條例司”。故名思議,它是以國家的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,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。以現代的名詞來叫,可以稱作“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”或者“發改委”。
這個部門憑空出現,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,什麽東府西府兩制內侍,都沒你們的份兒,一邊兒呆著去。為了保險起見,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,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副相陳升之。接下來王安石的班底成員們,就成了一個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。
王安石此前所擁有的只是名聲,名聲的成分裏最大一部分是好奇。人們不理解他為什麽總是放棄高官厚祿,安於貧賤做基層工作,多了不起啊。因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,只此一點。
這和大聖大賢什麽的都不靠邊,如果非要說他的文章多好,對不起,真的好,可也遠遠沒到歐陽修的影響程度。世間就是這樣,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,也別總想著有一樣的影響。
所以他不可能有什麽親信集團。那麽開始做事了,誰來幫他呢?只能從日常交際中去選,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。比如說呂惠卿。這個人在後來罵名天下,舉世皆知,一臭萬年,歷代所有君子都搖頭。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加在王安石的頭上。
親信的所作所為,完全是為了領袖服務。他的罪過,就是你的問題!只是非常遺憾,呂惠卿之所以進入王安石的視線,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薦。
呂惠卿,字吉甫,生於公元1032年,泉州晉江人。出身於官吏世家。宋史裏記載他考中了進士,分配到真州做推官,調進京城,和王安石偶然見了面,兩個人談論經文,非常投機,就此進入了變法集團。
也就是說,王安石饑不擇食,哪怕從不認識,只要稍微投緣,就會結成死黨。至於呂惠卿真正進入王安石視線的歷史真相,就被宋史選擇性失明了。
只因為那個人是“君子”。
可惜在歐陽修自己的文集裏露了餡,他有一篇上報給朝廷的奏章,名叫《舉惠卿充館職劄子》,把呂惠卿說成是“材識明敏,文藝優通,好古飭躬,可謂端雅之士。”私下裏更在很早之前,就給王安石寫過私人信件推薦。
當時王安石在常州做知州,呂惠卿是州府裏一個普通的屬吏,歐陽修的信裏稱讚呂惠卿這樣不凡,那樣奇妙,要王安石特別對待,才有了兩人初步的接觸。說到這裏,就要談一下歷代大事件的參與者之謎。那些貌似與眾不同的人,在歷史裏留下了印跡的人,都是因為自己出類拔萃的能力、高雅脫俗的品行,才脫穎而出的嗎?
公開的結論是對,真實的答案是錯。
以呂惠卿為例,他到王安石身邊時,他本人、歐陽修,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後來會有如此波瀾壯闊、無所不至的變法,那麽何來有意為之?
再舉一例,當王安石不久前從江寧府到京城的路上,曾經回臨川老家一次,在那兒了解到當地縣太爺謝卿材組織百姓興修水利灌溉農田,效果非常好,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於是後來實施農田水利法時,謝卿材被破格重用。
還有很多的例子,可以證明歷史發展的大規律涵蓋一切,只是推動這個大規律的,卻往往是一件件突發的小事情。其中領導們近乎偶然性質的賞識,更是一大因素。
呂惠卿之後,王安石最初的幾個主要助手,分別是蘇轍、程顥、章惇、薛向、呂嘉問等人,現在簡單介紹一下。
蘇轍是蘇軾的弟弟,前面說過蘇軾在東京城的夜晚裏迷醉流連,可惜時光非常短暫。沒多久,他們的母親在老家去世了,父子三人只好回鄉奔喪。守孝三年之後,舉族進京。
這是三蘇命運的轉折點,從此之後,他們就選擇了終生為官,浪跡神州的命運。進京後,三蘇分別考試,老蘇成為一個小小的京官,負責為國家編史。大蘇和小蘇分別考中了制科的三等、四等,被任命為鳳翔府判官、商州推官。
特別說明下,制科不同於每三年一試的進士科。它不常設,考的內容通常是對策,這需要真才實學,說出自己對國家時政的見解主張。有宋一代,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,在蘇軾之前,只有一個人得到過,那就是被前宰相張士遜譏笑為失心瘋的吳育。
到熙寧二年,變法開始起步時,老蘇已經去世了,二蘇再次守孝服喪,回到了京城。這時,蘇軾在史館上班,有自己的變法主張。註意,他是主張變法的,只是怎樣變,有他的一套理論,和王安石截然不同。這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,它對北宋的歷史進程無關,對中華詩詞史有一定的影響。
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,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閏之為妻。王閏之很賢惠,無才之女天性仁厚,對他很好。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蘇軾的一生,是他哪怕天天談笑度日,也沒法在夜深時抹去的隱痛。10年之後,終於凝聚成了一首傳唱千古,痛入心髓的悼亡妻《江城子》。
小蘇是個奇特的人,說實話,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,更有說法,三蘇中只有東坡才名副其實,其餘兩位都只是因東坡而顯。但要是論到政治才能,小蘇才是最強的一位。他清寧安靜,不浮不燥,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,尤其心性極其堅忍,平靜到能讓人忽視他。
這一點讓小蘇的官場成就遠遠高於老蘇、大蘇。熙寧二年,蘇轍的官場生涯,就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,成為王安石的親信手下開始。
章惇,字子厚,福建浦城人,說來是呂惠卿的同鄉。這是個讓人提起來,就掩卷長嘆的人。他太有爭議了。前面我提過,從神宗時起王安石、司馬光直到北宋亡國,還有一位決定國家命運的人。
是章惇嗎?差一點點,如果他真的像宋史裏說的那樣壞的話,他就一定是!
章惇,生於公元1035年,比蘇軾大一歲。在熙寧變法之前,是官場中一個默默無聞,緩緩上升的小人物,留下的印跡只有三件事。第一件,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趕考,考中了,卻寧願放棄。為什麽呢?只因為他的侄子是當年的進士第一名。
身為叔叔,居於侄兒名下,他無法忍受。但要註意的是,他的侄子比他大10歲。
後兩件事都與蘇軾有關。他們一生都糾纏在一起,說來章惇的惡名,有很大程度上與蘇軾有關,嘿嘿,誰讓對方是人見人愛的蘇東坡呢,有宋三百年間第一大才子怎麽會有錯?這都是後話了,在他們初相遇時,都是才氣縱橫,俊爽一時的青年。
章、蘇曾結伴游玩,地點在鳳翔府仙游潭。仙游潭下有萬仞絕壁,只有一根小橫木連接對岸。章惇用手推了推蘇軾,請子瞻先行。蘇軾搖頭,珍愛生命,這事兒算了。卻見章惇從容舉步,走上橫木,踏虛臨空,逍遙自在。到對岸之後,他攀山藤上絕壁,在石面上寫下了一行大字
——章惇、蘇軾來游。
回到岸邊,面不改色,神采依然。這時蘇軾拍了拍了他的肩膀,說,你日後一定會殺人的。章惇不解,何以見得?蘇軾說,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,別人的命怎麽會放在心上?
章惇哈哈大笑。
第三件事也發生在山林裏。兩人游玩,偶然在一座小廟裏喝酒,突然間有人說山裏來了老虎,就在不遠處。兩人借著酒勁上馬就迎了過去。
真遇到虎了,數十步遠,馬嚇得再也不敢往前走。這時蘇軾勒馬就回,章惇卻叫從人拿來一面銅鑼,在山石上砸響,跑的是老虎。
這兩件事出自宋人筆記。我們現在看來,會欣賞章惇的勇氣,攀絕壁退猛虎,意氣激越,這是一位膽氣豪壯的爺們!
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階層,他們認可的是蘇軾的“理智”,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。蘇子瞻生來的雍容華貴之氣,怎能是章惇那樣的亡命徒可比?更何況以蘇軾的理論,漠視自己生命的人,敢於冒險的人,比如說現在敢於攀登珠穆朗瑪峰的人,都是潛在的殺人犯的話,是不是像蘇軾這樣珍愛自己的人,也會同樣珍愛別人呢?
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。就像我小時候總能聽到的一句名言——一個人連自己都不愛,怎麽能愛別人?說這種話的人真該買張邏輯卡去充值,一個人要是太愛自己了,絕不會再去愛別人,那是典型的自私!
章惇先介紹到這裏,他的事會隨著變法的深入逐漸浮出水面,真假善惡,大家有目共睹。現在只想說一句話,他是個好朋友,一個實幹家,什麽都好,只是不能惹他。
他是個情緒激動,好走極端的人。他會是你最好的朋友,面臨生死之難時都敢為你出頭,可當他憤怒之後,他會趕盡殺絕,無所不用其極,動用一切手段,去幹掉他所認定的敵人。
接下來說程顥。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絕後型的大人物,隨著時光的流逝,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,直到後來變成反對王安石,否定熙寧新法的根基。要說他,得從另一個人,一個理論的奠基者說起。
周敦頤。
這個人名大家都不會陌生,我們在學生時代都讀過一篇清麗高雅的小文章《愛蓮說》,就是他寫的。俗話說文如其人,想來他也是一位“不蔓不枝,中通外直,香遠益清,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”的君子。
不,他不是君子,那不足以涵蓋他,他是位教主。甚至在當時就流傳著一些說法,他的名望學識比王安石、司馬光等人加起來都高,高到無以名狀,沒法形容,神乎其神的地步。
比如說,王安石少年的時候,曾經帶著自己的名片,到周敦頤的家去拜訪。可是拜訪三次,被拒絕三次,連面都不讓見。王安石憤怒了,說難道我不能自學成材嗎?
於是後來才有了王安石“荒誕不經”的一系列變法,這都是由於當年沒受過高人的教育啊!其實哪兒跟哪兒,無論是少年時,還是後來大家都老了,直到周敦頤死去,王安石都不會把他放在眼裏,甚至當時的學術界,也沒把周、程兩人當盤菜。
周敦頤,生於公元1017年,道州營道縣(今湖南道縣)人,原名敦實。因為宋英宗曾經叫趙宗實,所以才改名“敦頤”。
他幼年喪父,五周歲時隨母親投奔舅舅鄭向。鄭向是龍圖閣直學士,有一定的影響。在舅舅地推薦下,他走上了官場。
這種開端決定了他一生的官職走向,永遠都只是些小官,甚至被派到廣東那種半開化的地區去管犯人。同時也反映出周敦頤本人學識的“高”度。前面所說的王安石三次求見而不得的事,一眼就瞧出真假了,和王安石一樣,他也是個自學成材的人,甚至還沒有經過科場,自學到徹底……憑什麽在王相公面前那樣驕傲?
更何況兩人只相差四五歲,王安石是少年,他也是少年,求學期間就擺出了大宗師的架子,簡直是不知所謂。
那麽他為什麽會變得那樣了不起呢?就要看人家學的是什麽。從南宋時起,元、明、清、民國甚至現在,一直都有市場,不斷被拔高的理學,就由他奠定根基,而根基就要從他對道教的不凡理解說起。
理學又叫道學,雖然道可道,非常道,與老子所創的黃老之說不一樣,但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,周敦頤教主吸取營養時從來不挑食。他的理論根基《太極圖》,就源自於宋初時華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陳摶的《無極圖》。從那裏確立了天人感應,格物致知,存天理,滅人欲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。
號稱中興儒家的人,居然從道家吸取主張,真不知所宣揚的“純”儒、“大”儒、聖人是怎麽定性的。
話說幾十年的鉆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,周敦頤的曠世才華並不為人所知。在當時,人們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,政事精絕,決斷出眾,大事小情的不經他之手,其餘的官吏們不敢決斷。別的嘛,就泯然眾人矣。就這樣偉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,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發現了他的秘密。
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一位通判,也就是副市長,級別上算是周敦頤的上司,可對他非常的客氣,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到他面前鄭重拜托,請他教育。這就是程顥、程頤兩兄弟後來成為僅次於孔子、孟子,變成儒教第三四位聖人的開端。
其實上面這句話不大精確,別人努力一生,是想成為聖人,而程氏兄弟的職業,是教別人怎樣成為聖人。這種不可思議的教育事業從他們年輕時,比如弟弟程頤24歲時起就開始了。
兄弟兩人先後在京城、嵩陽等地講學,效果怎樣不大好說,因為當時的聖人出產量還是不大高的,但是經過他們不斷的努力,終於有了一些成果。他們被上層的領導們知道了,比如文彥博。領導的作用是巨大的,他們的住處、資金、環境都大大地改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,就非常的痛苦。
他們當官了,以程頤為例,他當年曾自豪地說,自從當了周先生的弟子,每日鉆研大道,科場名利之心再也沒有了。不過科場還是要下的,不然怎樣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?
每個人都有當聖人的權力,我要幫助他們!
程氏兄弟就此進入官場,在變法開始時,哥哥程顥還站在風口浪尖上。好了,變法的前奏就說到這裏,該出場的大人物們也簡單地介紹這些。下面要進行的是一項非常考驗智力的游戲。
請問像北宋這樣的大國,國事千頭萬緒,哪裏都是問題。說聲改變,要從哪裏改?怎樣才能在堆積如山的問題中找到那個最合適、最容易見效、也最穩妥的突破點?
這是一個在歷代史書裏都被忽視了的問題,誰也沒有註意到為什麽變法的順序是這樣的,而不是別樣的。為什麽王安石要從均輸法開始動手,那與北宋的國情有關,與官場的安穩有關,與那個變法幕後的大秘密大宗旨有關。
說官場,在熙寧二年七月份之前,王安石在官場的支持率不見得就比司馬光低。他在變法競選中,請回憶前面兩人所說的天下財物怎樣運作的不同意見裏,司馬光說的是節約,必須節約才能有錢。那是要全體官場勒緊褲腰帶,讓過慣了舒適奢靡的官員們受罪。
而王安石說的是不加賦而國用足,那意味著連民間再官場,大家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生活。錢,會由他超凡脫俗,充滿了魔力的腦子變出來。這是多麽的誘人啊,全天下都等著他怎樣變戲法。
第一項法令就在這種氛圍裏出臺,它完全滿足了官場的需要,沒損害他們半分的官場收入,同時又讓國家的稅收成10倍的翻番增長。可郁悶的是,仍舊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,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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